作者：跑步有毒
如果专注力是一种可以衡量的生物资源（其实这里可以不用“如果”，它就是！），那么2026年的数据告诉我们，它已处于濒危状态。这个唯一的保护方式，是花钱给自己尽量多地制造麻烦，且只是极少数人甘心乐意所为。虽千万人，吾往矣！
迄今为止美国规模最大的学校手机禁令研究发现，禁令的效果好坏参半。
手机锁起来后，课堂上的干扰确实减少了；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禁令能像许多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或至少改善了他们的行为。
这项研究于5月初发布，基于2019年至2026年间超过4万所学校的数据，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独立学校手机禁令研究。由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多位经济学家共同完成的。
他们收集了一家加州初创公司Yondr的数据。Yondr是专门为学校、企业和娱乐场所生产可以上锁的手机收纳袋的公司。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迪（Thomas Dee）是研究的共同负责人，他表示，这项研究也是首个依靠实际数据追踪学生上锁手机情况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学校要求学生将手机藏在书包或口袋里的政策。他指出，类似学校的政策的执行不够一致，也不够严格。
202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约1/3的教师认为学生因手机分心是一个“重大问题”。在高中教师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2%。最近，皮尤的研究人员发现，7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支持禁止初中和高中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高于去年秋季的68%。
这个比例的变化，和美国知名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多年来的努力密不可分，他一直在推动学校禁止学生使用手机。
是的，海特就是那本畅销书《焦虑的一代》的作者，他在书里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场始于2012年左右的“国际性”精神疾病疫情正在蔓延，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以及青少年在2010年代初开始大量使用智能手机。
截至2026年春季，美国至少有3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要求学区禁止或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教师和家长通常支持这些禁令，学生总体上反对。学生们还表示，学校不应期望这些禁令能取得显著成效。
这项研究有五项主要发现：
一，手机禁令确实有效。
在实行全天禁止使用手机的学校中，教师调查发现，因个人原因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13%。
GPS数据显示，手机使用量也显著下降。研究人员指出，在实行手机禁令的校园里，手机使用量出现了“持续且大幅的下降”。这些学校在实行手机袋制度的第三年，上课期间的设备定位次数下降了约30%。
但这一变化并不能直接反映学生手机使用量的变化，因为数据也包含了成年人的使用情况。而且，定位记录通常发生在手机开机但未使用的情况下。但数据仍然表明，手机禁令对学生使用手机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可以将其视为手机政策效果的“保守下限”。
二，纪律问题先恶化后好转。
研究人员发现，在实施禁手机令的第一年，学校的停学率（包括校内和校外停学）上升了约16%，但这种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逐渐消失。停学率上升可能反映出许多学校认真执行了手机禁令，而学生则转向了其他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
三，学生幸福感先是下降，然后反弹。
研究人员发现，在采用新方法的第一年，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所下降，随后有所回升。到第二年，学生的幸福感转为正值。
四，学业成绩提升微乎其微。
采用该措施后的前三年，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平均变化“始终接近于零”，且不同受试者的结果相似。
五，出勤率、注意力集中程度和校园欺凌现象基本未受影响。
对出勤率的影响“接近于零”。研究人员还发现，学生感知到的网络欺凌或自我报告的课堂注意力均未出现可衡量的改善。
斯坦福大学的托马斯·迪表示：在早期阶段没有看到更好的结果“多少令人失望”。
但他指出，随着学校继续实施手机禁令，学生幸福感和停学率等指标均有所改善。迪表示，在手机禁令实施的第一年，学生的自我报告幸福感大幅下降，违纪率也随之上升。“但三年后，学生的幸福感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最初的水平。”
他还说，所谓“惩罚性处罚”（例如停学）的增加实际上只发生在手机禁令实施的第一年。到了第三年，惩罚性处罚率就恢复到基线水平了。
他提醒说，这些发现仅仅是手机禁令实施初期的一个缩影。最终，手机禁令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它们降低了学生的手机使用量。即使其他指标没有立即发生变化，这一点本身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我坚信，减少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让他们在课堂上重新集中注意力，是发挥他们学术潜力的关键前提，”他建议，再多给几年时间，成效将会更显著。
之前我听播客时，一些对技术和人类未来有思考的行家曾多次谈到，为了挽救注意力，已有一些专用于帮人“锁住”手机的APP产品出现了，比如Forest，SPACE，StayFree等等。而在美国，通过“物理方式”锁住手机的方式则更早出现，并延续至今。
比如上述研究中提到的Yondr这种产品，其创意想法早至2012年就形成了。
Yondr公司首席执行官Graham Dugoni表示，他自己使用的是翻盖手机。
Yondr公司的创始人Graham Andrew Dugoni出生于1986年，毕业于杜克大学，主修政治学，曾踢过职业足球。因伤退役后，Dugoni的生活轨迹一度非常分散。他做过牧场工作，在越南教过英语，干过金融相关岗位。
促使他创办Yondr的，是2012年在一个音乐节的现场体验。他看到一位明显醉酒的观众被周围人未经同意地拍摄，这让他开始认真思考：手机并不只是工具，它也会改变人的尊严、注意力和公共空间的边界。
那之后，他开始研究社会学、现象学和技术哲学，并于2014年正式创立Yondr，想要帮助人们建立phone-free spaces，即无手机空间。那时，他这个理念可以说相当超前了。
回想一下，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开始思考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其他移动设备及技术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体验。记住，第一代iPhone直到2007年才问世，Instagram成立于2011年，而TikTok直到2016年才在美国推出。
Dugoni认为，一个社会们应该为儿童和成人开辟无手机空间，以“最原始”的方式体验事物，这类似于将公共土地划为国家公园。在他看来，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录像并上传到网络的世界里，会“完全扼杀人们的表达能力”，正如他所说，“没有隐私，就没有亲密关系”。
但他也强调，这并不是反科技，而是要给技术设定一个边界。
Dugoni本人对青少年和手机的关系尤其执着。他把学校看作关键战场，认为年轻人需要每天至少有一段时间脱离这些设备，否则他们很难学会怎样把手机真正整合进自己的生活。在多次播客和访谈中，他也反复谈到注意力、在场感和现代科技对人际经验的侵蚀，听起来他更像一个公共倡议者，而不是一个产品销售者。
Yondr的商业模式不只是卖一个袋子，它卖的是“无手机空间”的整体解决方案。它的收入有两条线。一条主要来自学校，在美国，越来越多学区把它作为校园手机管理方案采购，形成较稳定的B2B/B2G收入。每个学生的启动成本大约是30美元，里面包含袋子、培训和支持服务。另一条是演出场馆、活动主办方和其他机构采购手机锁袋、配套培训、实施支持和后续服务。
公开数据显示，Yondr在2021–2023年来自政府采购的收入按GovSpend估算从17.4万美元增至213万美元，增长超过10倍。
到这里，可以看到Yondr把“无手机空间”做成了生意。这是否意味着，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付费，才能买回本该免费的专注力？就像现在许多人做不到规律锻炼身体、严格健康饮食，于是花钱请健身教练或生活管家，监督自己去做本该自行完成的事。我们的专注力已经从一种天然和本能，跃迁为奢侈品，是一项需要通过购买硬件和管理方案才能换来的昂贵服务。
说起来颇为荒唐，又确是现实。我们进入了一个“付费寻找不便”的时代。
我想起《纽约客》最近的一篇文章《我们对不便的渴望》（Our Longing for Inconvenience）。文中提到，现代人怀念Walkman、VCD、旧照片和许多过去年代的老物件，并不是真的觉得那些老物件更好用，而是我们厌倦了现代生活的“无摩擦感”和信息过载。
我们刻意营造的“麻烦”和“费事”，所谓的“有摩擦感”的生活方式，误认为是一种真实且平静的生活经验。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单词：Frictionmaxxing，主动给自己增加一点阻力，更费劲，但更有参与感，比如手写而不是全靠键盘，自己做饭而不是点外卖，用纸质地图而不是导航，把手机调成灰度模式，停车时故意停远一点等等。
过去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们奋斗是为了消除阻力，讽刺的是，现在精英阶层和觉醒的年轻人竟然发现，阻力才是真实生活的质感所在。没了摩擦力，人就会在信息的西瓜皮上无限制滑行，直到失控。
Yondr锁袋从本质上看，就是人造出来的不便。学校愿意付30美元，多数家长强烈支持，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买那么个毫无技术含量的手机袋，他们内心想的是要为孩子们恢复过去简单年代的秩序。
这种怀旧自然就变成了一桩不错的生意。但正如文章最终提及的，这种怀旧是空洞的。
用哪种袋子，或者是否制造摩擦、锁住手机，并不重要。挑战在于，如果我们只是通过“物理上锁”来模拟过去，却没有进行“心理上锁”，学会具身在场和人际相处，那么这种专注力也不过是一种人造景观。
专注力是人类最珍贵的能量，失去这种能量，你我将被奴役，TA们将按TA们的意愿构建现实，因为现实就是我们的想象（就是柏拉图洞穴理论中的那面墙）。想象力是宇宙的生命力，是通向神并得救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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